青馬

青馬大橋，一坐令人感到驕傲的標誌。在大時大節的日子裡，往往有不少攝影發燒友前往拍下大橋的容貌，令不少人都會體會到香港的建築美。

我還是第一次到青衣上拍攝大橋。第一次，很多都不清楚，以至令我有很多的感受。由於沒有預計到很行山拍攝點的位置，是需要攀山涉水，在炎炎夏日裡背著千斤重的攝影器材到山上去。幸好，在過程之中，一班體力充沛，而且熱愛行山的朋友在一個中間點停留，我和曉怡就在休息和看管物資，其他人就去探路。他們一去就是一小時了，回來的時候，我正睡得舒服喔。他們休息一會後，便挑起器材出發。雖然在行到一半時，大家都感到疲憊不堪，但為了能拍下香港的美景，我們又因此而忘記了那些辛苦的感覺，繼續向前行了。

喔！太爽了！美景實在令人陶醉。

初到那個地方，便拿起拍影相不斷地拍，用盡器才上的所有功能，將美景盡收眼簾。太耐沒有專心拍攝，所以開始有時生疏，後來，便停不了。

回憶當年起這項基建時，的確製造了很多就業機會，又能改善香港的交通環境，而破壞生態的項目，亦因應評估而做了不少功夫，減至最低。那皇后碼頭確如何是好呢﹖

青馬大橋

homework

Topic:
How the policy change affect in unemployment rate for young adult between 1999 and 2006 compare with Hong Kong and England?

Background:
Hong Kong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1997, under the concep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and ended colony century by England. As the long time colonialism governing,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is similar to England. It is worth to make a research between 2 places.

Due to globalization, the whole Asia district suffer bubble economic problem, Hong Kong government provided some scheme like “Youth Work Experience and Training Scheme, to manage the high youth unemployment rate. And also, England carried out “New Deal” scheme, to handle the similar problem.


Data:
l 1. Youth Work Experience and Training Scheme (http://www.ywets.labour.gov.hk)
l 2. Youth Pre-employment Training Programme (http://www.yes.labour.gov.hk)
l 3. Census (http://www.censtatrd.gov.hk)
l 4. Labour department (http://www.labour.gov.hk)
l 5. The Labour Party ( http://www.labour.org.hk)
l 6. New Deal Homepage (http://www.newdeal.gov.uk)
l 7. Job Centre plus (http://www.jobcentreplus.gov.uk/JCP/index.html)
l 8.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 (http://www.dwp.gov.uk/)
l 9. Interview Legislative Councilor and Trade Unions in Hong Kong
l 10.Send a letter to England Labour for seek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這就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皇帝」何止留下集體回憶
(星島) 07月 26日 星期四 06:30AM
(綜合報道)


「九龍皇帝」曾灶財「駕崩」，成為城中熱門話題。他在全港各區「宣示主權」的「墨寶」，比皇后碼頭 盛載着更廣泛的市民集體記憶。在「八卦」他的生平之餘，社會也可討論：究竟任由其真迹落入少數收藏家之手，讓回憶淡化至湮沒，還是由公家保留，供大眾回味，並作為一個時代的見證。

　　曾灶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在全港多處公眾設施揮毫，宣示自己家族擁有九龍主權，市民到處見到他的「御書」，有小朋友更是從他的書法中首次認識「灶」字，政府間中因他塗污公物而處罰他，大家反而有點「佩服」他有毅力有精力，能夠堅持數十年，走遍多處地方進行大塊書法創作。

　　由街頭走進藝術中心

　　曾灶財帶給市民的一個回憶，主要是在九十年代開始得到藝評人劉健威賞識而傳奇式「轉運」，成為獲部分文化藝術和設計界人士追捧的「民間藝術家」，把街邊塗鴉捧入大雅之堂，在藝術中心為他搞書法展，為他出書結集，用他的書法設計時裝，又與五十件當代中國名家藝術作品一起在港由蘇富比拍賣。至於普羅文 化也用他取才，包括劇場和影視角色，連職工盟上次競選立法會也用數百元請他塗幾句政治口號印T恤和環保袋。

　　曾灶財沒有因此發大財，和世界各地不少民俗藝術家一樣，他的創作主要不是為錢，只為滿足自己的衝動，當中有樸拙之趣，獲「伯樂」賞識而一鳴驚人。他與外國塗鴉不同，沒有集結成運動和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美學潮流。他是孤獨的，前無古人，也後無來者。他「宣示主權」，初時是否出於憤懣，不得而知；總之到了後期，他成為大家心中的老頑童，還被清潔劑公司拉了去做廣告片主角。

　　標誌本土意識醒覺

　　究竟曾灶財的書法藝術價值何在，至今仍存有不少爭議。從傳統書法美學角度而言，有人會認為曾灶財「不及格」，這正如今天不少揚威海外或成為名家設計靈感的香港特產，例如三色尼龍袋、竹棚、武俠功夫片、漫畫，當初都只被歸納為「次文化」，最後卻成為香港獨特文化不可磨滅的印記。

　　曾灶財的作品還代表香港「遠征」威尼斯雙年展，傳統的竹棚搭到去柏林 的香港展館，顯示出香港的藝術、建築、設計界逐漸培養出對本土文化、對自己藝術評審品味的自信。這種自信，又與這數十年來本港由難民社會轉型至本土社會的本位意識分不開。保存曾灶財的作品，不只是保存這一代社會大眾的集體記憶，而是保持這段香港本土意識醒覺歷史的具體標記。




梁文道﹕絕對港人回憶
(明報) 07月 26日 星期四 05:10AM
【明報專訊】「九龍皇帝」的墨寶遍佈港九新界，但有多少人注意？有多少人視之為藝術？街頭上，有人抱着「那是傻佬的筆迹，由他吧」的想法；有人則覺得是「破壞公物」，但無論如何，曾灶財的創


作是香港街頭獨特景物的一部分，卻是不爭的事實。文化人梁文道說﹕「無人未看過他的作品，絕對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亦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何謂藝術。」

梁文道認為，曾灶財20年前已引發港人重新思考何謂藝術，「有人說他有精神問題，但究竟藝術是有意還是無意？是主觀還是客觀？這是值得懷疑和討論」。他欣賞「皇帝」堅持不懈用自己的方法傳意，「他霸佔公眾地方來書寫想像中的家譜，很有趣」。

欣賞「皇帝」用自己方法傳意

曾把曾灶財的街頭大字印在衣服上的著名時裝設計師鄧達智，回想當年無意間看上「皇帝墨寶」，「其實我自小就在街上看過他的字，只是一直無留意」。1996年，柏林 舉辦一個香港藝術節，為這次演出，鄧達智到石硤尾及荃灣 的舊屋邨拍照，「沿路都看到他的字，一不留意，就會把他的字攝進鏡頭，那時我才開始審視他的字的存在」。

結果，曾灶財的字成為設計師鄧達智1997年的時裝表演主題，「有人批評我沒知會原創者就用他的字，但我那時只抱着『玩』的態度，亦沒有真的用他寫的字」。

鄧達智形容「皇帝」是「玩塗鴉的老頑童」；梁文道則覺得他是「香港的傳奇人物」﹕「無人未見過他的作品，絕對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但可惜，大部分都被政府抹走了。」他明白政府難以分辨哪些塗鴉哪些需要保留，「但也不希望將來只有在書、在相才見到曾灶財的筆迹……政府應把它保留在街上，否則就失去其意義」。

獲文化界認同

他指出，外國政府亦難以保留塗鴉，但地區議會 可自行決定是否保留「街頭創作」。雖然「九龍皇帝」畢生也無法獲此待遇，但梁文道深感文化界重視其創作，「他應該無憾」。

「多數人都同意他的創作是藝術品，所有人都同意那是文化事件，即使政府不承認，曾灶財已得到文化界的認同。」梁文道說。

唉

由始至終知道你喜歡工作尤勝讀書!讀書,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剛開始跟你一起,便知道你是一個把工作放在首位的男生。經過這麼多年的相處磨合,你的脾性難道我還不清楚 ?

明白歸明白,偶爾發脾氣仍是少免不的 ~



我的要求已經很低(相互影響下,連帶你的要求也降低了不少?!~)

我只希望把家維持在一定程度的整潔——至少絕不可以有蟑螂——其他的…… ..我都可以眼不見為淨~

唉 ,結論看來應該是,以後在家裡不作炊 ~



「你，還會回我們的小天地嗎﹖」

你這笨蛋,這是什麼蠢問題!!!我不回去?那我住哪裡?雖然有時我嘮嘮叨叨、麻麻煩煩,但無論如何那是我們的小天地 ,滿載著我們的愛!

又雖然,我嚷著回TY,可那只是賭氣話!娘家 ,有爸媽的呵護,也用不著做家務,然而我還是想著你和我們的小天地!

把鑰匙留在家裡,只是一時冒失,別無他意



無論火氣多大,在你面前總是發作不起來!為什麼的?

果

怒

堅:

憤怒的情緒剛過了,但我仍要舊事重提~

你知道昨晚的情景有多可怖嗎?
一亮燈,望向洗手盆,我看見無數的「蚊滋」圍在碗內,蟑螂爬來爬去,被水養著多天的碗碟發出惡臭。

我想知道這是怎樣生活的?
你知道我有多憤怒嗎?
是不是我一天不回來,所有未洗的碗碟仍舊堆放在廚房,哪怕會引來老鼠蟑螂?
是不是我一天不回來,我們的植物就不用澆水?魚兒不用餵飼 ?
是不是我一天不回來,待洗的衣物仍舊遙遙無期地留在洗衣桶內 ?
是不是一天沒有客人到訪,我們的家便不用收拾?
是不是所有家務都規定要我來一手包辦?
這就是自組小家庭的代價嗎?

你以為我不想每天下班回家可以什麼都不做就只躺在沙發上休息 ?
可以不用為晚餐和明天的午餐發愁?

然後原來我每天回到烏燈黑火的家,獨自面對四面冰冷的牆~眼巴巴的等你下班、放學。
我知道你工作辛苦~
但為什麼我有那麼大的孤獨感?

我在氣憤、發脾氣時,還得要先顧及你的感受
你以為我沒想過打電話給你,跟你大呼大喊大吼嗎?但我知道這樣做你跟同事吃飯聊天的心情一定會給我破壞掉~
從什麼時候起,我做任何事都要先想到你的感受?
你呢?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生氣時我會用盡全力的去逗你高興;但在我發脾氣時,你卻可以置之不理的把我丟在一旁生悶氣~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平心靜氣地聊?
是不是因為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忙碌,磨光了我們的耐性?成為我們溝通的障礙?

分不清是失望,是疲勞~~
在你面前,我失去了自己

果

門匙

學歷不夠，去讀書，讀了一間，又轉一間，現在好像是忙了一點，但想到一年之後可以得到一定的學識，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可以有能力挨過去。在工作上，上司雖不滿意工作進度，又不滿意我的個人發展不夠快，仍然存有很多不足需要改善。家庭，因為這幾年很習慣工作行先，希望可以盡力做到最好，令自己能夠有多一些成功的經驗，希望日後可以得到更好的發展，所以，家庭很多時都被忽略了。無論是那一方的。

在晚上返學的日子不好過，日間經已將六成的精力放在工作之上，餘下只能用兩成精力上課，餘下兩成回家。有時希望可以喝一口湯，和你傾談一會，就可以令我心情舒暢。

剛過去的星期六、日，返了廣州忙個透了，總算可以趕回來和屋企人一齊食飯，幸好果能安排好一切，總算完成。

星期一，上班、開會、解決很多很多問問、返學，果回家努力為婚事遊說，沒有回來。那一晚，感覺有點孤單，有點不習慣。因為，她不是工作、又不是旅遊，只回了娘家。為了令自己感覺良好一點，便繼續工作，轉心工作，直到用盡精力。都沒有留意家務……

星期二，由於晚上開會，所以上午要請假上堂，盡力學習，做好功課，令自己可以準時畢業。下午又要經歷「忙」的過程，沒有機會讓你休息一下，沒有機會讓你精神鬆懈下來，接著，晚上的會議又來了。雖然吃了一點東西，但會議過後，仍和同事一同吃了點。其實，在那一刻已很想回家，但是因為要幫同事做實習督導，便繼續傾下去，直到12點，真的不行了，回家。結果，看到你因為我對家務的疏懶而不悅。沒法子，因為今天還有一份文件急著，便要抱著沉重的心情對著電腦，又是直到精力用盡，迫著自己休息。

星期三(今天)，遲了一點起牀，在洗澡時聽到她說今天都不會回來，心想可能是因為她晚上有活動，那邊比較方便。但我出門口的時候，看到她沒有帶走門匙。一剎那，想了很多，很多。趕返工，沒法停下來。

你，還會回我們的小天地嗎﹖

"同工同酬"，社會福利界和醫療界都在極力爭取，並積極約見各級官員商討。

莫論兩個界別的爭取最終是否能夠成功，帶領他們的工會或組織者都有責任向跟從他們的眾群，以及廣大巿民交代行動的動機和背景。巿民很清楚明白到兩個界別均是專業界別，是社會的其中一部份的支撐棟樑，是群眾信賴的一群。回想大約6年前的金融風暴和2003年的SARS，令香港的經濟跌到谷底，令一群專業人士、中產人士破產，社會氣氛一時變得沈寂。香港人，香港精神，使經濟和社會在短時間內復甦，一大部份巿民的工資水平回升到回歸時的水平。

有人認為社福界是有社會責任的專業界別，故在政府決定「一筆過撥款」的時間，便提出7節支薪，令同工感受到社福界是與社會發展一致的，大家一起「共渡時間」。相似的情況同樣在醫療界別發生。回歸10週年，經濟不再低迷，專上學院或以上的畢業生的工資水平回升，情況令人鼓舞。而在經濟低迷時入職的同工，便繼續「共渡時間」，待遇仍然是未有與經濟一樣發展，有工會便發動受影響的一群社工上街抗爭到低，要求同工同酬。

有意見認為商業社會中，僱主有能力與僱員分享成果，因為羊毛出自羊身上，工資能轉化到消費者的身上。此外，商業社會的薪酬水平，往往會由人事部透過行業上的實況分析，作出最合乎公司利益的員工薪酬科案。而社福界，特別是一些小型的受政府資助營運的機構，人士部往往會因為種種員因將同工作薪酬壓低。例如，有一部份機構現時會依靠一些計劃(Project Base)，向政府申請資源來聘請同工的。又或者是因為一筆過撥款的關係，機構為了保持服務質素而將薪酬水平降低，從而能夠讓機構得到增聘人手的資源。現況說明了上述兩種情況並不會改善員工的工資。

面對受7節支薪的一班社工，由於受政府資助的機構需要受SQS的監管，行政上經已有很重的負擔，又要「追數字」，在經濟好轉後未能享受成果，反而與近年的畢業新生的工資水平看齊。這樣的話，無論同工如何有理想也好，都會感到不公平的感覺。社福界作為僱主，如何好好處理舊制，「7節制」或合約制，以及新制的員工福利和關係呢﹖這責任能單單歸咎於「一筆過撥款」嗎﹖又是機構的人事問題嗎﹖

停一停，想一想，社福界讓如何面對。

反思0004

孔憲中﹕知識民主的普選 (明報) 07月 23日 星期一 05:05AM 【明報專訊】筆者在〈精英民主：普選 新理念〉（本版07年7月11日）曾提出「精英民主」（elito-democracy）的新概念。制度是政府由人民選出，即眾人都有選票，所以是名副其實的民主。但選民內的 精英分子，選票的比重較大，所以是精英民主，也可以叫作「比重民主」。精英有多種。假如以有知識之士為精英，那麼「精英民主」，便是「知識民主」（knowledge democracy）了。
舉個例：現今的選行政長官 的選舉委員會，由一個「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來代替。這是一個全新的委員會，委員由學術界組成。本港九間大學的教授是最適當的人選。其一，大學課程包羅萬有，例如法律、醫學、建築、工商管理、旅遊、航運、體育、藝術、科學、通訊等，而每科都有專長的教授授課，所以教授們對社會各個界別都有深長的認識，他們的意見足以代表各界別的心聲。其二，大學教授知識高，有理智，衡量事情較為客觀，不容易受政治家的花言巧語迷惑。當然，獲邀請進入提名委員會的教授必須是香港的選民。學術界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內的無產階級。誠然他們高薪，有錢買車買樓，不過他們不是資本家，很少與大財團有任何關係，所以他們在城市規劃，工業發展，商業投資，財經買賣各方面，self-interest（自我利害的衝突）是極小的，不同一般的工商界。
何况教授們多是愛國分子，自清末到民初，文人救國是一個普遍現象。光緒年代，有著名的康有為和梁啟超，民國初年有胡適和魯迅。他們都是我國從君王時代轉到現在的共和時代的不可缺少的人物。五四的學生運動也是文人救國的一個例，如文天祥擲頭髗灑熱血，為的是誰？是國家。
我並非說教授們全無私心，全是清廉，但在這個「向錢看」的社會裏，我認為他們是較為可靠的，特首由他們提名最為適當。提名而後，行政長官乃可由全港選民直選。
以教授為精英
現在讓我提出香港未來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議員的一個具體方案。
A. 行政長官的普選︰
●由本港九間大學的正教授組成「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如嫌人數太少，可加入所有副教授。此委員會可以舉行多次非正式提名會議。首次會議內如得到50個委員提名作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人，乃可進入第二次會議。第二次會議委員，就第一次會議成功被提名的候選人作投票，得票最低的被淘汰。其餘的候選人得進入第三次會議。如此類推篩選，直至剩餘三個候選人為止。
●就這三個候選人，再舉行一次正式提名會議。委員就此三人投票提名，任何一人得到委員會四分一或以上的票數，便正式成為委員會提名的行政長官候選人。
●行政長官的普選︰委員會提名的候選人給全體選民投票選出。每個選民最低限度有一票，但在政府認可的大學（不論中外古今）拿得學士學位或以上人士，每人有兩票。
此雙層精英民主（double-decker elito-democracy）選舉辦法可在2017年實施。2012年作為一個過渡時期的選舉年。我們可以想出一個過渡到2017年普選的辦法。
B. 立法會的普選︰立法會60個議席，全部分區直接選舉出來。每個選民最低限度有一票，但在政府認可的大學（不論中外古今）拿得學士學位或以上的人士，每人有兩票。
此單層精英民主（single-decker elito-democracy）選舉辦法於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首次實行後，汲取普選的經驗，再訂下普選日期。這就是基本法 第68條所說的「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C. 上面所提出的，是講及如何在香港實行精英民主。那麼什麼時候香港才實行普羅民主的普選呢？《基本法》只是規定最終目的是達至普選（第45條和第68條），並沒有規定要達到一人一票的普羅民主的普選。
我國在最近的將來，政治制度一定會循序漸進地改革。香港什麼時候才實行普羅民主的普選，要看我國政治制度的演變而定。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40年後便是「一國一制」。香港政制的改革，一定要與中央政制的改革脗合和接軌。這是明顯不過的事實。
「精英民主」是精英帶動的民主。
「知識民主」是知識帶動的民主。
古人說「學而優則仕」，今人說「學而優，得選仕」。
【作者是海外回流的退休哲學教授】

反思0003

葉蔭聰﹕因「主流」之名 --看香港的媒體規管政治 (明報) 07月 23日 星期一 05:05AM 【明報專訊】作者為﹕嶺南大學 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幾年前開始，每逢秋季，我要教授一門稱為「文化分析」的課程，修讀的同學多為一年級生。課程中的一部分是關於文化工業及體制，我常以香港例子說明。我問學生：香港媒體有自由嗎？所有學生也點頭，但當我問，香港的媒體受政府規管嗎？許多學生也說，比起中國大陸，我們受到的規管要少得多。
這個說法不能說是錯，也許政府私下嘗試影響媒體，但香港沒有中宣部，我們的媒體也沒有黨委。不過，大部分人皆忽視政府規管香港媒體的制度，事實上，香港媒體所受到的規管，比我們想像中要多。
沒有任何政府會完全不規管媒體，因此，問題不是有沒有規管，而是為何而管？如何管？規管的效應如何？大部分人覺得，中國的媒體規管很政治性，常壓制與政府口徑不一致的言論，要求媒體合乎政府路線，類似的政治規管，在香港好像很少，或者非常隱秘地進行，所以看起來，我們的媒體好像很自由。不過，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我們會發現，這種規管並不少，非常綿密，規管者更理直氣壯。
香港媒體規管得最神奇的是廣播，即電視及電台。有多少市民知道，香港存在一個地下電台？它名為「民間電台」，所謂地下，並不是傷天害理，只是沒有獲得政府發牌使用無線電設備廣播，違者可以被罰坐牢及幾十萬罰款。最近，不單經營此台的人遭檢控，連在電台上做節目的嘉賓也遭殃，包括梁國雄 、林旭華及港台 員工麥志恒，被控「非法廣播」。
Foucault的governmentality
經營者曾建成說，他們早向政府申請廣播牌照，負責批准的行政會議 與特首卻置之不理。700萬人的香港，只有3個電台，一個公營的港台，以及兩個商營電台，共有13條頻道，我暫時還沒有找到一個同等規模的城市，電台及頻道數目會那麼少，就連北京 市也比我們多。不過，官員解釋，「香港已經有足夠渠道表達意見」。
有人認為，這是政府壓制言論的證據，其實這種說法不大準確，也許，這種說法在60年代冷戰時較有說服力，因為，當時的港英政府害怕親共勢力利用大氣電波作動員。時至今日，政府很少明顯直接插手合法電台的言論，官員辯說，他們只是限制電台牌照而矣。不過，若我們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概念，我們會發現，它具有權力效應，跟政府管治有關，它透過培植少數的「足夠渠道」（幾個電台與電視台），成為香港的民意「渠道」及普羅文化代表，這就是所謂「社會主流」。
「社會主流」不是大多數人的看法及喜好，而是眾多機構及技藝經營出來的。道理很簡單，既然只有那麼幾個電台及電視台，大家便容易相信，日常聽到及看到的便一定是「主流」。「主流」不見得一定會親政府，但是，經營方法會很接近，創造出來的文化也很相似，例如，許多人早已抱怨，電台結合香港的流行音樂工業，令本地音樂口味愈來愈單一。而且，因為每個機構各自佔有的市場份額很大，很容易便代表了「社會」，一般情况下，它有利政府或大財團幕後操控言論，不過，它有時意外地又會變成一股批評政府力量，大家不會忘記，電台名嘴曾有巨大動員力量。
所謂的「社會主流」
各式各樣的方法經營「主流社會」，是殖民政府晚期開始的工程，一直延續至今。我們沒有像樣的民主制度，但政府也好，議員也好，保皇派也好，民主派 也好，卻天天講「民意」、「社會共識」。難怪最近的政制綠皮書 出場，曾蔭權與唐英年 也搬出這種幌子來推銷。「主流社會」工程，遍佈管治的每個角落，在媒體及文化規管上，更見突出，有時已超出任何具體政治目的，所謂「主流」，甚至可見於風俗、道德或美學。
如果你有看過《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你可能會驚嘆，廣管局 的守則竟是如斯仔細。中文版共有44頁，包括什麼時候可以適度「裸露」，「暴力」不能太寫實，描繪自殺要「含蓄」，這些繁瑣指引的背後是什麼基本原則？仍然是預設了的「主流社會」，守則寫得很清楚：「規管的程度必須因應可能會接收電視節目服務的觀眾層面和該等觀眾的期望而訂定。」香港一台獨大，九成觀眾同一時間觀看一個電視台一部電視劇集，審查的機構便覺得更容易預設觀眾的期望與口味。
從這個角度看，最近由中大學生報 事件開始，引發一連串關於審查的爭議，正正在挑戰這種治理性。
平日我們讀報章雜誌，很少察覺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及淫審處的權力，被評級的刊物，通常也乖乖包封套，好像預設了審裁制度真能替我們的「主流社會」審裁一切。事實上，淫審處以「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為理由，規管出版媒體內容，跟建構「主流」一樣，建構出「普遍」。「合理社會普遍道德」其實很難界定，但政府努力用制度來經營出來：影視處作為行政機關，有市民投訴機制，而淫審處又有代表「合理的社會人士」的委員，香港政府的制度設計，看起來面面俱全，「反映」普遍接受的標準。
細心一想便知，「社會普遍道德」，不是自有永有的，它是法例及執法（甚至民間團體）建構出來的，在香港的管治歷史裏也是有迹可尋的。現在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是1987年才訂立的，是殖民地的後期的產物，它取替了1975訂立的《不良刊物條例》，而且，規管的對象改變了不少。如果你今天重看《不良刊物條例》，你會發現，當時所謂「不良」，不單包括色情及暴力內容，還有「鼓勵犯罪」，以及「蔑視負責執法及維持治安之部隊及機構」，它要管治的是挑戰政府或警察的力量。但是，1987年的新條例，卻把具有嚴重刑事及政治規管味道清除掉，確立了「社會道德禮教」標準。
事後看來，80年代末，殖民政府象徵性地洗掉具有政治味道的規管，是一種進步，不過，今天我們是否要再進一步思考，「普遍社會道德」又是否成為一道隨意門，讓官僚權力或某些保守價值干擾我們的文化？在一連串令人愈想愈糊塗的投訴風波後，加上影視處及淫審處的程序問題，以及似乎頗有組織的「淫褻及不雅物品審裁員協會」出現後，究竟淫審處是否反映了「普遍社會道德」？答案似乎便不是那麼順理成章。
預設觀眾的期望與口味
我們的制度建構「主流」有餘，但保障不被視作「主流」的意見及表達卻不足，說到底，我們是否太執迷於「社會主流」或「普遍社會道德」？對性、欲望及家庭的各種想像或幻想，是否該有更廣闊的空間？一個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及既得利益階層，固然不會讓人質問「主流」的合理性，觸發更多不一樣的想法及做法，相反，只會費盡心思來考究如何設計「民主程序」，扼殺可能性。
有待改革的淫審機構，壟斷的廣播牌照制度，跟政制改革一樣，不單是我的課程重要內容，也肯定是廣義的民主議程。

反思0002

蔡子強﹕貝理雅與政治修辭學
(明報) 06月 21日 星期四 05:05AM


柏拉圖曾經說過：「Rhetoric is the art of ruling the minds of men.」（修辭學是一種駕馭人心的藝術）

貝理雅 即將卸任英國 首相一職，有關他10年閣揆生涯的功過，很多人已經寫過，筆者不想把流水帳再寫一遍，反而想從一點切入，讓讀者多一個進一步思考的角度。

1999年，乘着貝理雅出國度假，以及他的首席政治化妝師Peter Mandelson因醜聞下台，英國副首相、「老工黨」彭仕國（John Prescott）趁機發難，在接受BBC第4台《Today》節目訪問時，帶出了政治上所謂「實質」（Substance）與「修辭」（Rhetoric）之分別，並說如今英國的問題是大家關心後者多於前者。當然，他不忘把問題和責任歸咎到傳媒身上，說是他們的低俗水平和品味所至，以避開工黨內訌的指摘，雖然每個人都明知，其實彭仕國是在指桑罵槐。

貝理雅以及其「新工黨」麾下的「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等概念，不單曾一度成了英國以至歐洲的時髦政治名詞；在香港，也有不少學者曾經對此趨之若鶩。但不用幾年，即使連工黨自己人的彭仕國，也忍不住出來刺破這些神話。這種政治修辭，其實也是貝理雅領袖之道的重要部分。政治化妝（Spin）、政治溝通（Political PR）等，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但在貝理雅任內，它們的規模和重要程度，卻到了一個空前的境界。舉個例，貝理雅的另一位政治化妝師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曾經權傾朝野到一個地步，被譽為英國第二號人物（而非前述的「老工黨」彭仕國）。

重要的是 選民覺得「啱聽」

所以，正如貝理雅的核心智囊Philip Gould所說，工黨由「老工黨」（Old Labour）蛻變成「新工黨」（New Labour），重要的不是後者與前者真的有何重大分別，而是——選民覺得「啱聽」﹗因為人心思變，如果工黨尚且不能改革自己，那還如何指望他們能改革這個國家呢﹖所以，為了市民「啱聽」，「新政治」死也不會再用保守黨用慣的「私營化」（privatisation）這類討厭字眼，而是改用「公私伙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第三條道路」的核心要旨是「『經濟活力』與『社會公義』『相輔相成』」（economic dynamism as well as social justice），而不是「舊政治」的非此即彼。

不要天真的以為隨着貝理雅下台，政治化妝、政治公關、政治修辭學便會告一段落，畢竟，世界已經改變，公眾對一位政治領袖的期望和要求，已經與過往大大不同，連尊貴的英女王也要從天堂走落凡間（詳情可參閱3月16日本 欄的文章）。

况且，即將就任首相的白高敦 ，從政前就曾擔任電視節目的主持（這令人想起The Great Communicator美國 總統列根）。未發迹前的貝理雅，很多處理媒體的竅門和手法，根本就是從這位昔日的摯友身上學的；他一些膾炙人口的名句，也本是白高敦的傑作。

候任首相白高敦，有人最近問他，上台後到底是重視教育多些，還是公共醫療多些？你估他如何回答﹖

白高敦說：「教育是我的激情（Passion），醫療則是我的急務（Priority）。」

朋友，下次當太太問你究竟是她重要，還是你母親重要時，怕且你都知道應該如何回答吧﹗
＃想了解更多有關貝理雅的政治語言和修辭學，可參考Norman Fairclough著：《New Labour, New Language?》

隨想

「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北京巿成功申辦奧運會」，「陳馮富珍成功當選世衞總幹事」，每一個項目，都能代表著中國參與世界事務的入場券，在全球一體化後各國對中國的認同。看大國崛起，望中國發展。

如日本、英國、美國等國家的冒出，都有其獨特的因素，當中包括內因外患，重重不同的理由令該些國家須要有對外擴展板圖，或政治力量的理由。從她們的發展見，侵略與發展有時可以同步進行，以謀取最大的利益。在英國對我國發動戰爭侵略前，英人一直都與我國從事商業活動，亦透過當時的商貿關係，將我國的貨品和文化帶到歐洲各地。日本的情況可有值得同情之處，其島國因地理關係而引起不少糧食的危機，地震令人民的身心受到傷害，促使她們必須向外求緩才能解決國家發展的阻礙。無論在任何一個地方，當朝者都依賴人民的支持，才能保持其擁有的權力，故普遍各國各個時代的君、皇都擔心國土的安危，關心子民生活疾苦，所以要維持國家永續發展，當權者必定會思考國家發展問題。

在歷史的舞台上，只有強國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影響世界的發展。如英、美兩國在過去和現今的世界政治舞台上，都扮演著一個較為核心的角色。從不斷成立和主導國際組織，到發動戰爭入侵別國得到天然資源，重重方式都是核心國家維持世界主導地位的霸權主義。

我國現今加入世界組織，以「和諧社會」為政策去發展。從此理念可見中國並無意借助加入這些組織參與霸權行列；反而，從加入的過程中可見為弱勢國家群提供不少人道的支援，以解她們所困。我國正直發展初階段，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福利等多項事業都正在摸著石頭過河，一邊發展，一邊總結經驗。即使我國面對天然資源、科技發展落後、國際關係複雜的困難，但我國並未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經濟侵略，而是給予她們種種的支援。這種以和平發展的模式比起當今強國的發展相比，明顯較具建設性，並能建立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關係。

現今的工會工作存在很大的競爭。要保持實力以及吸引力的話，必需有向前發展的思維，為會員謀求最大的利益。在勞工法例完較為善，巿民的學歷提升的情況下，工會維權工作經已很艱難，依靠提供政府未能提供的福利去吸引會員加入。在不同工會的競爭下，總不能單靠提供福利予會員，還要面對競爭對手的攻擊。如根據國家和諧發展的理念思考，我們應當廣交朋友，從多角度去認識社會現象，從而得出一個最多人受惠的方案。即使理念有異，某程度上亦能統一戰線，增強戰鬥力。

古物古跡‧集體回憶

政治考慮、社會及經濟發展、制度建設、文物保護、歷史產物、集體回憶，就「天星」和「皇碼」事件中，我們就各自關注的角度去互動交流意見。

綜觀各人的意見，政府或民間要透過「集體回憶」去作為文物保護的重要理據的確過份單一。社會發展與集體回憶很容易產生矛盾之處，唯如何取捨平衡得宜便需要執政者的管理藝術，以及大眾對制度的認受性認同。在兩件事件未發生之前，香港巿民對集體回憶討論不多，而且集中在歷史文物保育的廣泛宣傳更加少之又少。過往人人在茶餘飯後的集體回憶可能會專注在社會事件之上，例如香港結束多年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沙士」事件、金融風暴，是在個人的意識及回憶中存在多於一個實體。而在這兩件事件中社會突然非常關注集體回憶，並有群眾在兩個事發點中發起了激烈的行動，我相信政府是意料之外的。為何會有這項現象出現在當今香港社會呢﹖我相信要從宏觀外度去討論這題目。在回歸前，香港的泡沬經濟亦未爆破，歌舞昇平的景氣限制了巿民關注古物古蹟的保存，不少決議都會以經濟效益作為一個重要因素。故此，古諮委委員的人數以及代表性都不比現時2007年的廣泛，其代表性，原因又是什麼﹖這說明當今社會新生代是關心社會，要求公民參與的一代。那麼，現在去解讀為何2007年的公民力量要求推翻當年區議會對清柝「天星」的意見，古諮委對保留「天星」的意見，立法局批准撥款工程的訴求吧！
香港回歸10週年，中華民族過去百多年的歷史痕跡，一國兩制的在香港歷史性實踐，有不少人、物、事件代表香港人象徵，在香港人的記憶中永遠的留下。然而，未來我們應如何處理好「古物古蹟‧集體回憶」在社會發展的磿合，就要依靠你的參與。

有感而發

香港，中國的一部份。從回歸後，香港須要面對的挑戰不少，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保育，每一個課題都很容易觸動香港人的心靈，令議題鬧得熱烘烘。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有效落實「一國兩制」，第三屆特區政府在選舉後經已宣佈了她在任期內的治港理念。

巿民在97回歸後，明顯對香港本身以至國家都增強了情感、愛護。不少代表不同利益的組織、政團、專業聯盟相繼成立，她們的成立都有共性，就是為所屬的界別維權、爭取福利、以及團結力量，為香港，為國家出一分力，做好事。吸納不同階層、界別、年齡人士加入政府或諮詢架構，聆聽各方面的意見，才能夠真真正正成為一個跨階層的政府。

中央政府自香港回歸後，一直有多樣政策為香港提供了支援、方便，背後的意思是為了令香港可以繁榮穩定。自由行、「十一‧五」規劃、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成立QDII機制、以致人民幣債券在港出售等等，全部都是給予香港各層面經濟持續穩定的一些支柱。然而，在特區政府志於帶領香港成為區內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之時，我期望特區政府亦能將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與經濟發展政策一同考慮，以巿民的實際利益為依歸，無論短期或是長遠，都需要得到兼顧。

對於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有專家會以堅尼系數作為指標評估本港的貧窮問題，合適與否仍未有共識。現時政府仍然是依重透過福利方法來解決貧富懸殊，會不會多從勞工政策以及借助工會發揮的作用，平衡勞工階層與資本家的關係呢﹖勞工福利政策方面，現時諮詢架構可以增加工會的聲音嗎﹖

要妥善處理香港現存的問題，特區政府一直都是以長遠發展的角度去思考治港理念。CE從選舉的過程中經，經已成為各級官員的模範，細心聆聽巿民以至組織社團的意見，得到社會共識後才制定合適的施政。要將這風氣延續下去，必定要有一個長效機制，從社會各階層吸納人才，方能真正是一個由下而上的制度。
問題長期沒有得到共識，未能有大部份人認同的解決方案，便容易變成政治事件。基本法23條立法、保育政策、政改普選，都涉及不同階層的利益與政治理念，搞不通便會影響到香港的繁榮穩定，以至一國兩制的落實。巿民期望有普選，除了要坊間所述的時間表外，特區政府應比坊間的意見走得更前、更快，帶領香港巿民深思普選的方式，包括如何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踐。巿民是樂意思考、樂意關心的，政府可以做到的除了「玩舖勁」之外，就是要加強向巿民宣傳基本法的細節，以至方方面面的考慮，讓普遍巿民的公民意識進一步增強。

反思0002

馬嶽﹕行政主導與三權分立的迷思 (明報) 06月 12日 星期二

中央不滿回歸10年香港沒有貫徹他們心目中的行政主導。人大委員長吳邦國 有關「剩餘權力」和「三權分立」的談話，遭人質疑違反「三權分立」原則。

「行政主導」其實並不是政治學上的通用學術名詞，也沒有在《基本法 》內有白紙黑字的清楚界定。正因為「行政主導」沒有精確定義，自然很難說何謂「違反行政主導原則」，多年來「各自表述」，結果糾纏不清。

簡單的說，「行政主導」主要指，特區政制承襲了殖民地將權力高度集中行政長官 的特色。特區「行政主導」體制的具體安排，包括許多公共決策不需經由立法會 通過、特首有權否決立法會法案、政府議案優先列入立法會議程、特首擁有廣泛的委任權力（除終審法院 首席大法官外不需立法機關批准），而立法會的政策制訂權力相對薄弱等。

「行政主導」陳述的是行政與立法機關的權力對比，概念上與「三權分立」不一定排斥。西方「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的中心概念是行政、立法、司法的權力分屬於不同部門，互相制衡以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及政府濫權。強調三權分立的美式總統制，憲制設計上有很多三個部門互相制衡的安排（例如參議院審核總統任命官員，法院的違憲審查權等），但並非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強調三權分立。

英國 的西敏寺式議會制（Westminster system），多數執政黨同時控制議會和內閣，是一種兩權融合（fusion of power）的模式，但沒有人會認為英國不是民主國家或沒有司法獨立。

既然民主國家不一定厲行「三權分立」，政制的關鍵只是如何在行政權威和效率和制衡之間取得平衡。行政機關權力過大容易濫權，制衡過多則可能影響行政效率。中央不滿意的可能是回歸後特區政府 面對掣肘太多，不符他們20年前的設想，但不少制衡其實從《基本法》的憲制框架而來。85年前所有立法局議員由港督委任，當然可確保立法機關支持政府，但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憲制上沒法確保立法機關一定會支持政府。《基本法》對特首解散立法會的限制、立法會彈劾行政長官的安排等，都賦予了回歸後的立法會更多的監察權。

特區政府太多掣肘？說不過去

筆者曾比較香港特首和不同國家的總統相對立法機關的憲制權力，發覺香港特首比世上多數總統更大權。回歸後的實踐也表明，政府提出的法案遭立法會否決的絕無僅有，提交上立法會財委的撥款申請也超過九成通過。立法會的政策制訂權力，在回歸後已因對私人條例草案的限制和分組點票降至極低。立法會能做的主要只是監察和批評，不信任動議本身沒有約束力，只是輿論工作和政治姿態；縱使能成立調查委員會（回歸後只有3次），報告最後也交由政府定奪。法院也沒有主動的違憲審查權，如果連市民懷疑政府違犯法例也不可以用司法覆核申訴，便很難防止政府濫權了。

以國際標準而言，說回歸後特區政府面對太多掣肘而不是「行政主導」，實在說不過去。特區政府有時陷於弱勢的主因是政府缺乏民意授權，因而無論面對建制外的社會動員反抗，還是立法會議席佔少數但民意上佔多數的民主派 反對時，便會戰戰兢兢，怕引起大規模民意反彈而可能撤回或修改政策。這可能不是壞事：23條立法正是政府自恃擁有憲制權力而不理民意硬闖，結果弄出個大頭佛。要令行政長官能真正行使《基本法》賦予的憲制權威，正本清源只有改變選舉辦法，以增強其民意認受性。

反思 0001

蔡子強﹕貝理雅與政治修辭學 (明報) 06月 21日 星期四

柏拉圖曾經說過：「Rhetoric is the art of ruling the minds of men।」（修辭學是一種駕馭人心的藝術）

貝理雅 即將卸任英國 首相一職，有關他10年閣揆生涯的功過，很多人已經寫過，筆者不想把流水帳再寫一遍，反而想從一點切入，讓讀者多一個進一步思考的角度。

1999年，乘着貝理雅出國度假，以及他的首席政治化妝師Peter Mandelson因醜聞下台，英國副首相、「老工黨」彭仕國（John Prescott）趁機發難，在接受BBC第4台《Today》節目訪問時，帶出了政治上所謂「實質」（Substance）與「修辭」（Rhetoric）之分別，並說如今英國的問題是大家關心後者多於前者。當然，他不忘把問題和責任歸咎到傳媒身上，說是他們的低俗水平和品味所至，以避開工黨內訌的指摘，雖然每個人都明知，其實彭仕國是在指桑罵槐。

貝理雅以及其「新工黨」麾下的「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等概念，不單曾一度成了英國以至歐洲的時髦政治名詞；在香港，也有不少學者曾經對此趨之若鶩。但不用幾年，即使連工黨自己人的彭仕國，也忍不住出來刺破這些神話。這種政治修辭，其實也是貝理雅領袖之道的重要部分。政治化妝（Spin）、政治溝通（Political PR）等，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但在貝理雅任內，它們的規模和重要程度，卻到了一個空前的境界。舉個例，貝理雅的另一位政治化妝師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曾經權傾朝野到一個地步，被譽為英國第二號人物（而非前述的「老工黨」彭仕國）。

重要的是 選民覺得「啱聽」

所以，正如貝理雅的核心智囊Philip Gould所說，工黨由「老工黨」（Old Labour）蛻變成「新工黨」（New Labour），重要的不是後者與前者真的有何重大分別，而是——選民覺得「啱聽」﹗因為人心思變，如果工黨尚且不能改革自己，那還如何指望他們能改革這個國家呢﹖所以，為了市民「啱聽」，「新政治」死也不會再用保守黨用慣的「私營化」（privatisation）這類討厭字眼，而是改用「公私伙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第三條道路」的核心要旨是「『經濟活力』與『社會公義』『相輔相成』」（economic dynamism as well as social justice），而不是「舊政治」的非此即彼。

不要天真的以為隨着貝理雅下台，政治化妝、政治公關、政治修辭學便會告一段落，畢竟，世界已經改變，公眾對一位政治領袖的期望和要求，已經與過往大大不同，連尊貴的英女王也要從天堂走落凡間（詳情可參閱3月16日本 欄的文章）。

况且，即將就任首相的白高敦 ，從政前就曾擔任電視節目的主持（這令人想起The Great Communicator美國 總統列根）。未發迹前的貝理雅，很多處理媒體的竅門和手法，根本就是從這位昔日的摯友身上學的；他一些膾炙人口的名句，也本是白高敦的傑作。

候任首相白高敦，有人最近問他，上台後到底是重視教育多些，還是公共醫療多些？你估他如何回答﹖

白高敦說：「教育是我的激情（Passion），醫療則是我的急務（Priority）。」

朋友，下次當太太問你究竟是她重要，還是你母親重要時，怕且你都知道應該如何回答吧﹗

＃想了解更多有關貝理雅的政治語言和修辭學，可參考Norman Fairclough著：《New Labour, New Language?》

回歸10年,回歸10年﹖

10年時光沖沖漂過，我們幹了什麼﹖香港回歸祖國10年來，香港人經歷了風風雨雨，亦曾經跌落一個令人心灰意冷的低潮；生於80年代的我，見証著香港人堅毅不屈的奮鬥精神，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我未經過香港60、70年代生活艱苦的環境，面對這個10年，有些社會事件的確令人難以忘懷。

在97前幾年，有部份同學會突然帶著依依不捨的情緒離開校園移民海外生活。他們不想走，只是他們父母對香港回歸後的前景沒有信心，故此決定全家人移民，靜悄悄地離開香港。那個時候，炒賣投機的風氣濃厚，除炒樓之外什麼都可以炒，學生們都能參與其中，例如炒郵票、炒限量版T-SHIRT、炒演唱會門票，除此之外，殖民統治給我的感覺僅此。1997年7月1日，傳媒報導有關香港主權移交我國的喜訊，在當時的教育制度之下，我沒有對回歸有任何的盼望，只感覺到我能見証這個歷史時刻，我很幸運。

回歸後，亞洲金融風暴令香港傷痕累累，隨之而來的是八萬五政策、數碼港事件、人大釋法、抗擊「沙士」、政改被拉例、西九龍發展被推例。為了面對種種困難，絕大部份香港土生土長的人都能堅持下去，默默地為香港發展作出無私的貢獻，其實經已令香港人值得自豪的了。那香港人怎能有時間去思考和面對回歸呢﹖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國兩制>>的先例，香港肩負著這個歷史使命，要令這舉世關注的制度走下去，香港人就必須要認同國民的身份，才能以國家的角度思考社會發展的問題。例如<<基本法>>第23條立法和普選的發展路程討論，我認為沒有誰是誰非，只不過是大家以怎樣的身份和角度去看這個事件。站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身份，與中國人的身份來看這兩個議題討論的結果很不一致，甚至成為社會爭論的話題。
作為一個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我在這10年盡了公民責任，參與區議會、立法會和功能組別投票，向政府對政制發展的意見，期望未來香港的青年人都能認識祖國、關心香港，對國未來的發展一盡公民責任。

करा Lecture

不經不覺,ASS第一科CRA經已完成講課的部份。

Prof都幾好人，有問必答。而且，他講的英文超級超級慢，使我能有充足的時間查字典。

這次，我自己不知道有什麼學到，因為上課的內容似乎自己好像認識，但要自我整理一下，才能應用在這一科上。

昨天上課，講到Hegemony的時候，我想起讀書時玩學生會的老鬼常常把這個term掛在口邊，所以現在上課時有點似曾相識。加上，我之前看了一集「大國崛起」，有些內容對於理解這一principle的意思。所以今天特別問了同事借了DVD回來，希望可以在假期中觀看。

未知未來的學科會是怎樣﹖又驚又喜。

१४/७/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