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工同酬"，社會福利界和醫療界都在極力爭取，並積極約見各級官員商討。

莫論兩個界別的爭取最終是否能夠成功，帶領他們的工會或組織者都有責任向跟從他們的眾群，以及廣大巿民交代行動的動機和背景。巿民很清楚明白到兩個界別均是專業界別，是社會的其中一部份的支撐棟樑，是群眾信賴的一群。回想大約6年前的金融風暴和2003年的SARS，令香港的經濟跌到谷底，令一群專業人士、中產人士破產，社會氣氛一時變得沈寂。香港人，香港精神，使經濟和社會在短時間內復甦，一大部份巿民的工資水平回升到回歸時的水平。

有人認為社福界是有社會責任的專業界別，故在政府決定「一筆過撥款」的時間，便提出7節支薪，令同工感受到社福界是與社會發展一致的，大家一起「共渡時間」。相似的情況同樣在醫療界別發生。回歸10週年，經濟不再低迷，專上學院或以上的畢業生的工資水平回升，情況令人鼓舞。而在經濟低迷時入職的同工，便繼續「共渡時間」，待遇仍然是未有與經濟一樣發展，有工會便發動受影響的一群社工上街抗爭到低，要求同工同酬。

有意見認為商業社會中，僱主有能力與僱員分享成果，因為羊毛出自羊身上，工資能轉化到消費者的身上。此外，商業社會的薪酬水平，往往會由人事部透過行業上的實況分析，作出最合乎公司利益的員工薪酬科案。而社福界，特別是一些小型的受政府資助營運的機構，人士部往往會因為種種員因將同工作薪酬壓低。例如，有一部份機構現時會依靠一些計劃(Project Base)，向政府申請資源來聘請同工的。又或者是因為一筆過撥款的關係，機構為了保持服務質素而將薪酬水平降低，從而能夠讓機構得到增聘人手的資源。現況說明了上述兩種情況並不會改善員工的工資。

面對受7節支薪的一班社工，由於受政府資助的機構需要受SQS的監管，行政上經已有很重的負擔，又要「追數字」，在經濟好轉後未能享受成果，反而與近年的畢業新生的工資水平看齊。這樣的話，無論同工如何有理想也好，都會感到不公平的感覺。社福界作為僱主，如何好好處理舊制，「7節制」或合約制，以及新制的員工福利和關係呢﹖這責任能單單歸咎於「一筆過撥款」嗎﹖又是機構的人事問題嗎﹖

停一停，想一想，社福界讓如何面對。